◎李宁
近些年，人们看惯了银幕上的东北往事。历史的斫痕、小人物的命运、戏谑的感伤、衰颓的基调，似乎成为此类作品普遍的抒情语法。近日登陆院线的《飞行家》，透露着相似的精神底色。然而，它通过普通人以飞行对抗时代重力的故事，又为略显泛滥的东北故事增添了一些不同的色彩。
重塑李明奇的一生
在“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中，作家双雪涛是绕不开的一位。他的小说语言简洁、克制，有一种深沉的情感与荒寒的风格。在他冷峻又富有诗意的口吻下，这块黑土地的往事似乎都消融在凛冽的冰雪与夜色中。
原著小说《飞行家》以主人公高小峰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寻找失踪的二姑父李明奇和表哥的过程，勾勒出三代人的命运轨迹。小说中，李明奇的形象是由不同角色的间接讲述拼凑而成的。直至故事尾声，这位奇人才突然现身，携几位亲友乘着热气球，消失于夜空，赋予整个故事一丝荒诞、魔幻、神秘的色彩。
与小说不同，电影《飞行家》让李明奇走上前台，成为故事的中心。相较原著含混粗疏的情节，影片有更为清晰的戏剧结构与时间线索，也强化了日常烟火气。创作者用类型片的叙事框架来重新改造了李明奇的人生，通过他的四次飞行串联起他不断陷入现实困厄又不断逆境奋起的过程，并最终借由一场奇迹般的胜利制造了大团圆的美好结局。
同时，影片在整体叙事上形成了私人叙事勾连宏大叙事的特色。李明奇、高雅风、高旭光等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的浪潮交织并进，一个家庭成为管窥历史潮汐的窗口。李明奇从上世纪60年代直至2026年的漫长人生，既构成了充盈的家庭情节剧，也成为一部浓缩的当代中国史。
飞行是为了落地
“飞行”是《飞行家》的核心动作，也是影片反复强化的意象。影片的英文片名为“TakeOff”（起飞）。起飞是逃逸，是摆脱地心引力，也是不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李明奇父亲死于狂热年代追求真理的飞行，父亲之死成为李明奇难以摆脱的历史魅影，也是他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
有趣的是，与原著中将“飞行”表现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追求不同，影片给予“飞行”以具体的现实动机，调和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创作者既强调起飞的方式，也突出下落的姿态。影片的第一幕中，高空跳伞的李明奇面临着人生的巨大挑战：如果能够准确降落在地面的圆圈之中，便可在收获爱情的同时延续自己的飞行梦想。末尾的飞行挑战中，成败的关键也在于能否精确地降落在地面靶心。影片中，地面落点构成了飞行的目的，这也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
颇有意味的是，影片将李明奇飞行的首要动机设定为解决家庭的危机，而非自我的实现。在经历飞行器爆炸的惨烈失败之后，他两次重振旗鼓的飞行，分别是为了帮助自家舞厅解决生存难题和给妻子的患病侄子筹集高昂的医疗费。影片的高潮段落颇具象征意味：当李明奇在迷雾中难辨飞行方向时，是妻子急中生智用自己的外套点燃火焰，并邀请围观人群帮忙，这才让李明奇重新找到了降落的坐标。
就此而言，《飞行家》既强调高远理想的意义，也肯定世俗生活的珍贵。离地的飞行就这样被嵌入温情的家庭结构中。因此本质来看，影片讲述的是又一则“叛逆少年皈依家庭”的故事，而这也是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对于小说中作者化表达的改编。
多了励志、热血的色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飞行家》提供了一种“同中有异”的东北叙事。与那些深陷创伤记忆的故事相比，影片多了些励志、热血的色彩，少了些怨怼、无望的情绪。
影片没有回避现实的苦楚。废弃的厂房、失业的困境，这些东北曾面对的困境都被如实地呈现了。但创作者始终聚焦于身陷其中的人们如何在不耽溺于悲伤的情况下各自寻找出路。小说中，面对前来寻找自己的侄子小峰，李明奇在临飞前教导他“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这番教导，似乎演变成了电影的核心主题。李明奇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失意、颠簸起伏，却始终坚韧如蒲草，不断用飞行抵抗时代重力。这样的人生命运，让影片呈现出怀旧与奋进的双重面目。
颇有意味的是，影片将李明奇的胜利归结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集体的力量，他依赖下岗工友们的支援，成功地从俄国人那里买来废弃的太空返回舱零件，并最终得以完成飞行挑战。而董子健饰演的商人庄德增，作为剧中唯一的反面人物，显然代表着市场浪潮中的投机主义倾向，是他让高旭光误入歧途，也是他让李明奇一家的辛苦创业成果化为乌有。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是对市场浪潮的一种反思，但或许也会造成对历史的简化认识。
有趣的是，影片略过了李明奇飞行挑战成功后的许多光阴，将故事结束的时间直接定格在了2026年，定格在年迈的李明奇给孙辈制作热气球玩具的暖色调场景中。显然，创作者试图将东北往事化作现实的镜像，去激发当下的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英雄主义。于是，历史与现实在此刻悄然形成了互文。
的确，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语境下，我们似乎急切地需要看到普通人通过具体行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在加速向前的时代里，李明奇奇迹般的命中时代的靶心，又何尝不是一种胜利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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