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休谟所说，“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哲学领域更是如此，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深度嵌入到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的，关于“人是什么”，始终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而近年来，“人性”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沉没的问题”，但哲学家何怀宏的视角却始终未离“人性”。2022 年，他出版了《文明的两端》，指出人类社会这种更多朝着技术发展的单向度的进步越来越值得人反思，文明的发展应该在人性的范围内。“现代性的问题难以通过现代化本身来解决”，有时恰恰需要回到传统，回到最底层的“人性”的问题上来。就是在这本书之后，他开始着力研究和总结人性的问题，尤其是“人性论”的基础，出版了《人性初探》（全四册）这套书。在这套书中，他梳理了中国和西方人性思想的脉络，也透过历史去讨论实际的人们是怎么行动和生活的，以及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的身上，分析人性是如何展现的。
如果说这套书是从更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讨论人，那么，技术哲学学者王小伟在2023年出版的作品《日常的深处》，则是从另一个方向触及了人性的话题。他从一个又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入手，让我们看到物后面的人，以及有时连我们自身也未意识到的、隐藏于物中的我们对待生活的真实态度。
当人工智能浪潮汹涌而来，重新认识人自身，这个古老而宏大的命题，突然具有了迫切性。我们如何看待人性中的善与恶？当脑机接口等新技术能将人的感受直接模拟，“亲身体验”是否还有意义？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人性的看法差异，会导致更多的代际冲突吗？等等。
1月10日，在《人性初探》（全四册）的新书对谈会上，这套书的作者北京⼤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系教授王小伟，一起从这套书出发，探讨了如上问题，这些问题关于我们当下生活的切身体验，也关于人的根本，是我们对古老问题的新的思考，也是我们对新问题的一次“向后的”回溯或回看。
活动由《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刘亚光主持，以下为现场对谈整理，有删减。
对谈现场。王远征/摄。
刘亚光｜整理
对于人性的恶，我们的态度
其实很“拧巴”
刘亚光：人性这个话题很宏大也很有挑战性。它看起来跟现在的时代有点距离，甚至在很多当代的哲学家眼里，“人性”是否存在都是存疑的。但另一方面，其实这个词这两年也不断地浮现在公共生活里，比如，2025年出版的一本书《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人性”这个词也会出现在我们对很多公共事情的讨论里，说明它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切身性。首先想请何老师谈一谈，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难处理的问题？
何怀宏：《人性初探》是大概三四年前有的想法，它不是一个专著，而是一系列的文集，集中了这几年我从哲学、历史、文学各个角度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探讨。
“人是什么”，这如今已经是一个“沉没”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20世纪的哲学比较拒斥“形而上学”，觉得这个问题无解，或者说很难得到可靠的真理。再者，跟人类一系列的试图改造人、甚至重塑人的社会工程有关，很多思想家都觉得好像人可以随便改造，不需要知道人是什么，甚至把人当成社会试验品，这也阻碍了我们去讨论人性。尤其后面一点，我对此是有一种痛感的，我始终觉得，人不能被随意摆布、随意塑造。
要探讨清楚人是什么，涉及各个方面，比如从哲学层面，讨论西方和中国的人性思想；从历史层面，讨论实际的人们是怎么行动和生活的。还有文学，文学虽然是虚构的，但往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能够把人性的很多东西集中起来展现给我们。
《人性初探》（全四册）
何怀宏 著
2025 年 11 月
奇遇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亚光：在当今新技术的条件之下，其实“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元宇宙出现之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复杂了。能否请王老师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谈谈读这套书的感受。
王小伟：首先祝贺何老师这本书的出版。确实两代学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何老师会从一个相对来说更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讨论人，我更倾向于从日常意义上的微观叙事来讲，殊途同归。刚才何老师提到一种随意改造人的倾向，让人想起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他对技术哲学的荷兰学派有很多的影响，他就认为，一个孩子听不听话，是可以设计一个小孩的襁褓，通过“正逆刺激”，来让他得到很好的矫正的。换言之，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完全取决于社会技术对他的驯化，人的本质是空的，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这当然跟福柯的思想也非常契合。感觉何老师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看法的，认为人有一些内在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不容触碰的，或者说技术环境也不应该去改变它。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有共识的。
刘亚光：这里面涉及有关人性中立的问题。何老师在书中也提了，这种说法有点类似于约翰·洛克的“白板说”，人是白纸一张，全靠后天的涂抹。但另一些思想家，比如孟子，会觉得人性很多东西存在于本心之中，先天就有，比如善念。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开场我们也提到过吴谢宇的案子。很多人都在探讨这个事情里边关于人性恶的问题，比如，人的恶到底是一种自发行为，还是一种社会影响，这个事情并不仅仅是事实判断，还会指向伦理判断。有一些人就认为，不应该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为吴谢宇“开脱”，认为他作恶就是个人的原因，不是社会、家庭的影响。之前的电视剧《狂飙》，大家很同情高启强，也觉得这是社会压迫导致的，当时也引发了争议。如果我们认为人性是中立的，那很多恶似乎不是人的错，他可以减责。这就涉及更复杂的伦理判断。
所以，不同的对于人性的理解，会在观念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两种人性观念？
分享嘉宾何怀宏。王远征/摄。
何怀宏：概而言之，人是一种处在中间状态的向上共在，他处在中间，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既不是神灵天使，也不是野兽动物，但他又是向上的。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至少向上的倾向是超过向下一点点的。这个“向上”包括两方面，一是向强，卓越、强大，还有一个是向善。向强，在今天的技术成就上看得很明显，人越来越强大，征服自然。相比之下，向善这方面相比向强就比较弱了。此外，人也是共在的，是社会性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就是群居动物。
谈到性恶的问题，有没有先天的恶人呢？我曾经分析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长夜》，里面也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给每个人足够漫长的生命，也许每个人都能变成好人，但人就是那么有限。在这个有限的生命中，他可能就是一个恶人，无论如何改造不了，有这种可能。
王小伟：大家如果了解一些犯罪心理学，会发现有些人会有特定的精神障碍，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美国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父亲有一天突然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杀掉了，大家觉得特别毛骨悚然，因为这个人平常看着挺正常的，后来发现他脑子里有一个肿瘤，压迫了特定的做决策的区域。但你很难说这样的人是先天的坏人，你可能会说他是一个病人。
我跟何老师的区别在于，我不太相信给足够长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改造成好人，我觉得功能性失调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改造的，这里面是有生理和科学基础的。
不过，我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有时候是不是真的期待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恶人？我看到很多人都非常享受看犯罪小说，最近有个词很火叫“性张力”，典型的比如《漫长的季节》里的那个聋哑人，他平常闷不吭声的，做决策的时候特狠，把对手像物品一样完全地消灭掉。但很多人喜欢，觉得这个角色特别有张力，所以有时候我挺困惑的。我们潜意识里可能对恶有一种非常拧巴的崇敬，每个人都想避免它，但每个人又想观赏它，这挺奇怪的，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人类的肉身为何重要？
刘亚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也将何老师刚才的论述做了更形象的深化。这里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两位老师刚刚讲很多人性的局限，包括我们不能太高估人性、要顺应人性，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观点有点保守？毕竟，很多人会觉得人性就是可以一直改善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一直向善。
何怀宏：近代以来，我们长期处于一个比较乐观的气氛之中，总觉得人性可以无限完善，甚至可以创造一代新人。但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相当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主张要认识人，要正视，同时看到阴暗面和向善面。我会更赞同孟子的性善论，严格来说，是性向善论，一方面，他认为人与动物差别几希，承认人的很多动物性，甚至有比动物还不如的地方，比如嫉妒、恶意侵犯等。但人还有许多向光向善的东西，就好像伪善，善为什么要去伪？为什么不伪恶呢？因为善对人来说终究显得更体面、更安心。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前面的“性”是指本性，后边的“习”是指后天的变化。刚才你提到的性白板说，到今天还是主流，包括西方学术界，好像一切都可以归到后天和社会。但我们必须承认，一定有一些事情，是自己必须负责的。
分享嘉宾王小伟。王远征/摄。
王小伟：何老师有一个非常温和的观点，他主张人是持续的中间态，可以坠落也可以上升，兼具两个状态，慕强、追光。慕强就是尼采讲的权力意志，追光实际就是有一些超越性的，人总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来看自己，希望将自己的灵魂达到一种卓越状态。
我觉得这个立场完全是温和可接受的，但最近我们会发现，随着技术对人的生活的全面侵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反驳人是有这种自我改造的能力的。社会建构的决定性作用被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虚幻的。做行为心理学的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最近就出了一本书，书名翻译过来就是《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他提出我们从来没有自由意志，决定一个人行动的，短期就是看你的生化指标，比如血清素水平、五羟色胺水平、催产素水平。长期就看整个基因对你的影响。
这种强调人性的后天建构的论调，会影响我们的很多讨论，除了刚刚说到的对恶行的讨论。还比如，现在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在迅速发展，如果以后无人驾驶的汽车出了车祸，驾驶位上的你其实也是深度嵌入到技术系统里面的，你要承担多少责任？你是一个坏人吗？在什么意义上分配这个责任？在技术系统逐渐主宰人的意志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对人的主体性比较悲观。
刘亚光：两位老师刚刚的讨论都涉及一个隐含的话题，即关于身体或是肉身。比如刚才王老师提到，很多人去分析自由意志的时候都是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如果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人是什么”，其实人有肉身，是区分人和很多别的物种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在的技术时代中，很多技术的目的，都是希望人能够尽可能地离身，比如社交媒体让你尽可能地泡在线上，和线下的生活切断，甚至更极端的，马斯克推动的脑机接口，最新的新闻说明年可能准备量产，希望帮人实现“数字永生”等。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其实它的影响已经开始体现了。两位老师觉得，这种离身化的趋势，隐患是什么？
何怀宏：当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一种新的现象，这个新的现象是，过去在地球上我们主要是两种行动者，人和动物。我们过去给“人”下定义，比如孟子从人禽之别来给人下定义，但现在技术越来越想要成为第三种行动者。
离身，机器努力要成为人，像人一样有智力，我们人好像也有点想成为机器，机器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现在给“人”下定义要引入机器。机器是硅基存在，而我们是碳基，我们有感受性，有身体才会有感受性。这个“感受性”是我们脆弱的地方，也是我们优越的地方。我们不能裸身到太空里去，机器有可能，不怕冷不怕热，不要吃不要喝，而硅基的存在就不需要。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基于这种感受性，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友谊、爱情也基于这种身体的感受性，没有这种感受性，就不会觉得青春多美好，包括对死的感知。
我一直认为，这个感受性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今天，我其实也想向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要捍卫这种感受性吗？还是我们就向机器看齐，以后越来越“机器化”，也许可以长生不老。
刘亚光：何老师刚才讲的我还是很受触动的，感受性是很多人类文明的一个基础，但刚刚我跟王老师闲聊的时候聊到了很尖锐的问题，以往我们都说，AI可能能代替一个行动的目的，比如它可以帮你写一篇论文，但这个写论文的体验是没法代替的，这是一个安慰。
但慢慢的随着技术的发展，AI连做的这个过程都可能可以替代，比如脑机接口技术，它不是给你结果，而是写作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愉悦和痛苦都可以变成电信号传给你，这好像就让问题复杂了。
如果感受是一切人类文明基础的话，人还是有尊严在的。人还是有自己的主体性的，但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发展，这一块领地好像也会受到威胁。王老师会怎么看？
王小伟：我们具体谈一种体验，假如你去看一朵樱花，樱花最好看的时候，就是开得满簇的时候看，但也有人认为，要等到樱花凋零的时候最好看，因为凋零的时候，你能同时想起它原来很小的时候、绽放的时候，以及它凋谢的时候。所以凋零，它承接了盛放和离开的状态。仅仅看盛放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它特别坚固的生命力，但会缺乏一个时间感受。欣赏樱花坠落枝头的美，你调用的是非常微妙的感受能力。
但这时候如果你问一个植物学家，他会给你做植物分类，然后跟你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这时候你就完全进入一个分析的语境，你恰恰丢失的是对于樱花从脆弱、到盛放、到离开的完整状态的感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感受性共鸣。机器看樱花，其实它可以模仿，将人的感受模拟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它没有那个第一人称的内在体验，它不知道这个花从一个小骨朵的时候慢慢地长大，经历那么多风雨，盛放到离开的那种给人带来的感慨。对于人来说，其实你20多岁的时候，多半也没这个感觉，到了40、50、60岁，有可能有一天你突然看花的时候开始有这感受了，这是人特别金贵的东西。
我觉得这部分，人的脆弱性以及在脆弱性基础上获得的时间感受是极重要的，绝不应该被机器取代的，所以我坚决不同意马斯克的说法：“碳基智能是硅基智能的一段驱动程序”，我觉得人特别具有独特性。
《日常的深处》
王小伟 著
2023年11月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
但亚光刚才说的是，假如有一天你看那个樱花的感觉，通过脑机接口可以直接给你下载到大脑里，你还要去看花吗？过程可以加载，结果也可以制造，你还有什么理由用你的身体去行动呢？这就是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在他的那本书里提到的观点：人应该选择一种有理性的、必要的保守主义，也就是，我们的传统有时候并不都是落后的，有的看起来非常古板的东西，经过反思之后要适度留下，要给这个世界留下适度的“阻力”。因为，如果社会的一切都向便利看齐的话，最后人会消失他全部存在的意义和根据，我觉得这个观察还是挺敏锐的。
假如人生无限循环，
你是否愿意过下去？
刘亚光：这是很深的一个话题。很多时候，这是一种信仰。脑机接口能不能取代真实经验，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你选不选择要这种体验。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这就是哲学在这个年代对每个人的生活来讲更重要的意义，它是帮你人为地设置一个信念：你应该相信什么东西？这个相信的结果，可能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但你这个相信本身是重要的。
我们回到何老师这套书，在书中，何老师提出了他自己搭建的人性分析框架，是一个结构，欲望、情感、意志、认知、审美、信仰六个方面的结构。在这个框架当中最底层的是欲望，在很多人眼里，欲望也是人最接近动物性的部分，但其实我们在分析很多哲学家的行为的时候，会发现，他提出某一个伟大的、看起来很抽象的思想，驱动力也可能是欲望，比如爱欲、死欲等。一个看起来很底层的东西，往往带来了一个很高维度的智力结果，所以欲望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原始。
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欲望在人行动当中的位置？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处在“低欲望社会”，崇尚“淡人”“佛系”，好像我们当下的趋势是在阉割欲望，两位老师怎么看现在的情况？
何怀宏：人的欲望，基本的是食、色、性也，或是用中国古人的话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两个最基本的。我觉得无论对哲学家还是对体力劳动者，这些欲望没有高下之分。我们的饭店比书店多得多，我们的书店再多也不过如此，饭店到处都是，哲学家也要吃饭，但好多人可以不买书。
现在日本或是中国出现了“低欲望社会”的症状，有一部分人一直觉得我满足了物质欲望，还有更高的欲望，可能不叫欲望，而是叫信仰、审美，人生还有更高的东西要追求。不过，实现这些愿望的能力，在各个社会是不同的，在各个人那里也是不同的，所以可能要恰如其分地调整自己。现在低欲望，可能是一部分人已经满足了基本的欲望，他觉得这就够了，就像冰心以前所说的，钱多少算够？那时候她也就拿着一二百块钱工资，说太够了，但对有些人来说就不够了。
所以低欲望社会相当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是由于实现这些更高物质欲望的能力受阻，或是性价比严重不成比例，我使了很大的劲，可能就比别人多得一点点，我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多得那么一点点呢？我还不如闲着一点，久而久之有时候会成为习惯。
王小伟：我有一个不太完全一样的观察，我观察年轻人进入所谓的佛系的状态，是他欲望降低的表现，但里边有一些持久的倦怠存在。年轻人的痛苦，有时候从外部看会觉得特别琐碎，会觉得，他们不缺吃少喝的，纯粹是闲的。这是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说的，他们吃过苦，没法跟你共情。
我不觉得这是年轻人欲望消退的表现，一个人如果退守到他自己可以充分掌控的空间，回到日常的深处，就比如我养一只猫，我种一盆花，我每天去做瑜伽，每天去喝一杯咖啡，或是去买一个小手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发现自己可以充分掌握高度自主的日常生活，而在日常的外面，我发现我被裹挟进一个非常庞大的绩效机器里面，我做的所有工作都得不到反馈，就是大卫·格雷伯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工作意义是什么，感觉总是被人摁着脖子做一件事。这时候，他们就退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去找一些我可以充分做主、自己可以建构叙事的那些东西，但这恰恰才是年轻人自己的欲望，是生命力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扩张、实现、占据的一种表现。
活动现场。王远征/摄。
刘亚光：何老师人性分析结构的最高层，是信仰。何老师书里讲到了很多人在实践信仰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痛苦，我们都知道曾经很多宗教的信徒他们会利用让自己肉身受苦的方式去接近信仰，在我们的惯常理解中，好像提到一个人的信仰，总是觉得一个人要献身，要付出，要忍受某种痛苦，总之这个过程是不太轻松的，痛苦这个事情是和信仰高度相关的。包括王老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及当代社会的一个“糖化”现实的问题，大家比较回避痛苦，我们会希望有一个比较“丝滑”的生活，和那些让人伤心、痛苦的事情保持足够的距离，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快速反馈，能够一直快乐地过每一天。两位老师似乎都觉得，痛苦其实还是很必要的，学会感受痛苦对我们也很重要。这会不会有人质疑，觉得这是一种“吃苦主义”？让大家去“没苦硬吃”，有什么事你都得让自己苦一点，好像这样你才能显得高贵。两位老师觉得痛苦对人的意义是什么？
何怀宏：大家小时候看童话经常有这样一个结尾，克服重重困难，王子和公主终于结婚了，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句号。其实没有句号，他们两个可能还要争吵，但作家往往不写了。有乐就有苦，痛苦是人生题中会有之义，不可能避免。当然，我不主张主动寻求痛苦，但你可能会遇到痛苦，往往痛苦是对生命力的一个激发。我还翻译过《沉思录》，罗马皇帝从小有意去睡硬板床，甚至有时候有意去睡钉板床，就是受苦。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其实始终也没有想清楚，现在的孩子经常会说：你们老是跟我们说要忆苦思甜，说你们小时候多么苦，多么惨，吃不饱饭。现在大家的生活物质条件普遍好了，不会差，你说孔融让梨，我巴不得让呢。有时候作为父母，会想，要不要锻炼孩子的意志？要不要让他们吃点苦头？这个问题我始终还没有想清楚，没有答案。有时候我觉得孩子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干吗要自找苦吃，每个人都是追求快乐幸福的。小伟也是孩子的父亲，我很想听听他的看法。
王小伟：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地去追求幸福和快乐，没有必要去主动尝试痛苦，因为你其实会经受很多痛苦，痛苦不需要你去寻找。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不要回避生命当中必然到来的痛苦，比如亲人的离世，或是你的孩子成绩很差，这些都是你不用去回避它的，它自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找上门来。当然你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逃避，“糖化”你的人生，就骗自己，这是有必要的，但总有一天你要回到这儿来，然后去直面它。
尼采有一个故事很打动我，他有一个“永恒轮回测试”，假如你的人生从现在这一刻起，原封不动地重复一万遍、十万遍，永远地重复下去，你愿不愿意这样的生活继续过下去？如果你说：算了，我要再过一个好点的，尼采就会说，你的生命力不太旺盛，因为你还没有全然接纳你的生活当中的幸福和痛苦。如果你说，是，就它了，重复多少遍，对整个生命的体验全权地说“是”，你如果有这个勇气，这个状态，你的生命力特别地坚韧、旺盛。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作为表象的代际冲突，背后
有更深的问题
刘亚光：这感觉是一个很终极的问题，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话题为今天的讨论收尾。我觉得两位老师对于痛苦的肯定，在现在的这个舆论场是比较稀缺的。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看起来很抽象的词，比如欲望、情感，它落在生活当中，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场景的，比如痛苦，有的人是买不起房的痛苦，有的人是找不到对象的痛苦，有的人是孩子成绩太差的痛苦，每个人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但现在整个舆论氛围，大家都比较怕触碰这些有些令人不快的话题，如果我今天说要肯定痛苦的意义，第二天可能就被网暴了，大家总喜欢听快乐的事，要年轻人接纳自己的一切想法，等等。所以两位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很稀缺的声音，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培养自己的生命力，让自己的生命力变得更强韧一些，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都觉得是冒犯。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人性的话题，但人性在历史当中是变迁的，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人性观，比如每个年代的人会觉得某一个做法是孝顺，是美德，到下一个年代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会面临一些代际之间的冲突，这个书里面也提到，何老师分析了巴金的《家》这个小说，它特别鲜明地呈现了在那个观念交替的年代大家会更多地面对这种观念冲突，其实现在我们也面临这些问题，何老师和王老师是两代学者，和一些读者也有年龄的差距，大家代表的可能是不同代人的声音，你们怎么看待这种代际之间对于人的理解的不同？
何怀宏：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觉得年轻人总是受到老年人的“压制”。这是一个根本的永恒的代际冲突，尤其在社会激烈变化的时代，这个代际冲突会更强烈，更厉害。巴金的时代，资源主要掌握在老年人手里，当时农业文明最重要的是土地，土地在老年人手里，所以他能够有权威，但这也是一份很沉重的责任，不是那么容易的。到今天就很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一出来，比如去大厂，一下各个方面都超过父母了，尤其是农村的父母，他们不掌握什么资源，老年人连智能手机也不会用，其实成了很弱势的一代人。不论怎么说，我始终相信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我们都应该更看重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的资源，倾听他们更多的想法。
其实大多数时候，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矛盾和冲突都不是最根本、最厉害的，也不用刻意去强调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冲突和对立，把关系理顺就好。包括古代，我们读《孝经》，会觉得孝道太压制儿女了，但仔细一读，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孝道里面当然也包括赡养父母，但最重要的两条可不要忘了，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说穿了，这是以孝之名，行慈爱之实。换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在说孩子们，要保重好身体。再比如，“光宗耀祖”，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其实就是希望孩子要有前途，要找到好的工作、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其实光宗耀祖，祖早就去世了，看不到你，享受不到你的荣光，落到现实里，还是希望孩子过得好。所以古代的孝道，实际也包含着慈爱之心，当然里面有些过分的行为可以不赞成。
王小伟：代际冲突背后其实有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绩效社会，它本质上是资源分配的冲突，我们将它包装成了一个代际冲突或是其他的冲突而已。如果你身处一个功绩社会中，每个人的过往都是资源化的，比如我的家庭背景，原来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自然传承，但在一个功绩社会当中你要将它看作是一种家庭资源。所谓原生家庭有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起点，这都是在一个家庭资源化的背景下才会被讨论的烦恼。绝大部分人一定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朴素的现实：我们都是普通人，父母特别强的人就是少数，这时候必然会出现一种紧张感。
当下社会中的竞争极其激烈，每个人都被还原成一个指标，美好生活被还原成能赚多少年薪，人就是把自己这么量化的，剩下一条非常窄的路走，要把自己的一切资源化，充分地加入竞争。这带来的痛苦非常剧烈，因为你几乎没有其他的支点，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并且痛苦。除非，我们能够从功绩社会自我测量的角度撤下来，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能真正支配的事务，找到生命的自主感，否则痛苦和冲突将是大概率事件。
活动现场。王远征/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整理：刘亚光；编辑：张瑶；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国汇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